器官救人待破题
2012/8/15
核心提示
2002年7月1日，贵阳市作为全国第二个出台遗体器官和角膜捐献地方性法规的城市，一度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探讨。但十年来，器官捐赠之路却走得缓慢——在贵阳市红十字会的登记簿上，仅有48人自愿死后捐献角膜。
遗体器官捐献最大的难题在于，捐献者难以到位和受捐者难觅配型。而无论是民间志愿者还是政府部门，都在对这一困难积极寻找破题之法。
光明 他等了23年
“只要有角膜，不管有天大的事情，我都会放下，立刻来做手术。”28岁的何力（化名）扶了扶眼镜，其右眼珠上的那块灰色斑点在镜片的映照下并不明显。5岁时，他因一次意外的病毒性角膜炎落下了病根。23年来，何力的生活与正常人并无太多不同，大学时还谈了恋爱，女友从未嫌弃他“眼睛不好”。
然而，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哪里有“新鲜”的角膜配型。大学时，何力曾经到重庆的医院作过登记，结果是让他等待；5年前回到了贵阳，结果还是等待。
他说自己还年轻，按理说有时间等。然而，就在贵阳市某三甲医院眼科的患者登记簿上，包括何力在内，十多位需要角膜移植的患者，已在等待中度过光阴。
“劝捐” 是个问题
在某医院，年过六旬的程德忠站在一位癌症患者床前，和对方像老朋友一样聊天。聊到器官捐献的话题时，对方陷入了沉默，良久，才抖出了一句：我得问问我儿子。
作为“遗体捐献第一人”，程德忠在十多年的劝捐游说中无数次眼见对方面露难色。受传统观念影响，多数人依然对遗体捐献持否定态度，程德忠也曾多次遭对方谩骂甚至殴打。
“贵阳市眼库没有眼角膜，是‘零库存’的状态。一些急需移植的患者，只有纷纷前往广州和深圳寻找希望。” 程德忠告诉记者。这一说法得到了贵阳某医院眼科负责人的证实：“眼角膜的来源，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在贵阳市红十字会的登记簿上，仅就死后自愿捐献角膜的情况，10年来共有48人，其中，50岁以上的人员11人，80岁以上的3人。“也就是说，到达合法捐献条件，寿命也近‘百年’的，少之又少。”市红会房宁副会长坦言，自愿人数少，很大程度上是传统观念使然，然而，红十字会并不“劝捐”。“一方面，《贵阳市捐献遗体和角膜办法》只赋予红会宣传、咨询、协调、登记的工作职能，另一方面，遗体器官和角膜捐献是自愿行为，劝别人捐就违反了原则。”
户籍“门槛”
2007年，4位从铜仁市赶到贵阳的老人准备前去登记捐献眼角膜，因户口不在贵阳而遗憾返回；2010年，惠水县小伙李德兴因患尿毒症，想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一位国内知名的盲人歌手，但最终未能如愿（本报均曾作报道）。
按《贵阳市角膜和遗体器官捐赠办法》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捐献遗体和角膜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这意味着，户籍不在贵阳，人自然死亡后的户籍变更，想捐遗体器官和角膜的确“行不通”。省红十字会有关人士介绍说，虽然遗体和角膜捐献并没有省级法规，但有此意愿的人也可到各地红会进行登记，“不过问题在于，没有法规保护的地方，能否坚持登记并完善资料，能否与包括贵阳在内的城市建立信息共享系统，仍有待破题。”
何“偿”不可
在贵阳市宝福山陵园，有一块政府有关部门为捐出遗体器官的人树立的“功德碑”。到今年为止，上面共有65个名字。每到清明时，像程德忠这样的志愿者都会自发到这座墓碑前祭奠。
程德忠目前的预想是，能够建立一个遗体器官的资源库，让捐献者和需求者的信息能突破城市或地区的阻隔。“在我十余年的志愿者生涯中，实际上就在做这项工作，但如果能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会有利于开展此项工作。”
业内的另一些思考，还在于对捐献人士的“补偿”。市红会房宁副会长介绍说，多年来，红十字会及各级组织接待了数以万计前来咨询登记的市民，一些老人提出，如果能给予捐献者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或者提供一定生活补贴，他们会很乐意。
在《贵阳市角膜和遗体器官捐赠办法》中，要求“捐献遗体和角膜遵循自愿、无偿原则”。原贵阳市人大信访办主任杜少林，曾致力于推动此项法规施行，他认为，立法的初衷是呼吁人们献爱心，以及规避器官移植带来的犯罪风险，“器官移植搞不好，很可能变成器官买卖。”然而，如何在无偿的前提下，给予捐献者更多关怀，除法规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待思考和探索。记者 朱海
责任编辑：黄璐
来源：贵阳新闻网-贵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