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器官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器官移植,器官捐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１月１８日推出了亲属肾移植宣传片《我的生命你的爱》，开启了我国大陆亲属活体捐献宣传教育的进程。

　　100∶1

　　解决器官紧缺问题路在何方

　　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器官移植国，能够开展心脏、肾脏、肝脏、肺、小肠、骨髓、角膜等各类器官移植。器官来源问题，一直是医学、伦理、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临床医生和患者常常回避的话题。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器官来源主要有两种，即尸体和活体。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起，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行，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权威法规。记者采访发现，随着临床器官移植逐步正轨，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出现萎缩。

　　据中华医学会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１５０万尿毒症患者，且每年新增约１２万人。通过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患者可暂时维持生命，但要想提高生活质量，肾移植是最好的手段。由于外源肾短缺，我国每年只能做４到５千例肾移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教授告诉记者：“在我国，１００个有需要的病人中，只有一个有机会接受肾移植，希望是百分之一。”

　　与肾移植相似，各类移植需求者和供体间的比例大致是１００：１。在无数人漫长甚至缺少希望的等待中，如何将“１”提高到２，甚至３……成为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亲属移植

　　用亲情和勇气撑起生命

　　器官移植供体缺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发达国家较早开展亲属活体器官移植；随着医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观念的转变，我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亲情和勇气去撑起亲人的生命。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陈实教授最近在上海向记者介绍说：我国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的数量呈现较明显增长态势，在考验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考验着人们的亲情。

　　亲属移植不仅是解决器官短缺难题的出路，也具有一定优势。以亲属肾移植为例，与传统的尸体肾移植相比，亲属活体供肾可以提高供体和受体之间相容性；提高供肾的质量；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可按受体的身体情况安排手术时间，不需长期等待。

　　长期随访调查资料显示，供肾手术不会增加供者未来肾功能衰竭和严重肾损害的风险，包括蛋白尿、高血压等。一个正常的肾脏足以保证一位成人的健康。香港政坛知名女性范徐丽泰曾为女儿捐献出一个肾脏，短期休整后如今照样活跃在政治舞台。

　　活体肝移植可以在符合输血原则的人之间开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外科主任彭承宏教授表示：亲人间的活体肝移植手术具有成本相对低、配型成功率高等优点，手术中摘取供者部分肝脏组织，患者的移植肝脏有望逐渐长大、恢复到原有肝脏大小。

　　每一例亲属移植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孙增林、沈健华是一对从大学时期就牵手的恩爱夫妻，共同走过３０多年风雨的他们都已年过六旬，妻子沈健华由于尿毒症生命垂危，住院期间在病房就昏迷了３次，丈夫孙增林毅然决定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妻子：“她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

　　为了挽救儿子谭君的生命，母亲凌长玉在捐肾时将恐惧置之度外……

　　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甚至还有旁系血亲，为了家人的生命，供者奉献的，远远不只是器官。

　　亲属移植

　　呼唤有力保障

　　“我国亲属活体移植推广遭遇许多困惑，需要来自法律、伦理、技术、经济等各方面的有力保障。”陈实教授说。

　　我国严禁因经济利益或受各种因素胁迫捐献器官。朱同玉教授告诉记者：肾脏供体年龄必须在１８到７０岁之间，身体健康状况优秀的，可适当扩大到７２岁，残障、弱智、贫穷、发育不全者不能捐献肾脏。在入院手术时，必须携带供者和受者的户籍证明、公安机关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以及身份证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购买了一台身份证识别仪，并获得所在区公安机关的协助。

　　对于广受关注的“交叉换肾”事件，陈实表示：器官捐献的适用范围不能轻易扩大，否则很容易留下后遗症，器官交易等黑幕将难以根绝。

　　亲属活体器官移植对医生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在保证供体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开展，手术的难度较大。腹腔镜下取肾等技术的开展，从生理和心理承受力等各方面有效减少了对供者的损伤。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国目前对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已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医疗保障制度，但供者术后随访等健康保障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记者得知，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十多位顶尖专家将于近日就器官移植具体技术指南和供者保障等展开充分研讨，制定相关规范。